“若计胜败得失，淮西之变虽有四万人马反戈，但人人均作权宜之计，金国更怕伪齐因之尾大不掉，立时遣散。后来赵鼎为相，用间谍一一联络，这班人马结队归回，也损失不了多少。我还再因此得以安插郦将军卧底，后来再有机会救了亳州满城百姓。宇文虚中、郦将军等搅动金朝廷和战之争更胜我朝，完颜昌因而反金投宋，宗翰、宗磐、宗隽、希尹等均在此一波内争中身死，金兀术自此独木难支。淮西之变前后间谍之战，我们大可言胜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朝廷常自皇城司派间谍以使外人员身份随之出访，时监时控，更自使外人员处获取情报。寇准、范仲淹、富弼、章惇、沈括等出使，不负使命，极重情报，归来更是著书立说，于朝政多有助益。所谓‘昔富弼之使也，以一言息南北百万之兵，可谓伟矣’，正是明证。而洪皓使金新近归来，对金国兵马行政财富积蓄风土人情等百事俱详加记述，名曰《松漠纪闻》，只因秦桧有私史之禁，书尚未刻秘而未宣，我在北与洪皓甚熟，因而得以先睹为快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自太祖便由朝廷亲管，实施对内对外谍探刺事。为所适得人，专门成‘皇城司’，以用间防间。下面枢密院主军，也直设‘机速房’，于地方设置情报机构，隶属于‘安抚司’，战时再有‘机宜司’，负责谍探刺事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中国自古以来，凡善用兵者必善用间。

，宗社失主，宗泽一呼，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云集响应。有道宗泽用兵，盗皆为兵；杜充用兵，则兵皆为盗。我们也要象宗泽老帅，能让河北义旅勇于抗金，这就拜托张荣收拢联络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大宋自太祖立国即处四战之地，向来强敌环伺，纷争不断，互相间少不了谍战计谋。太祖在对后蜀、南汉、北汉、南唐的作战前，均派间谍收集情报。种世衡以法崧为间，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，激起了西夏内乱，轻易便保证了边关安定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与吕祉挑拨不同，当岳飞离军为母守丧，张宪主军，张浚恼怒，亦安排兵部侍郎、都督参议军事张宗元抚军。张宗元到后感于岳飞手下忠勇，汇报‘将帅辑和，军旅精锐，上则秉承朝廷命令，人怀忠孝；下则训习武技，众智而勇’，朝廷大为释怀。与吕祉同是抚军，一场潜祸却消于无形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淮西之变，郦琼被逼投齐虽然不该，张浚丞相措置不当才是起因，秦桧对内挑拨、对外勾结更是缘由。吕祉不是奸人，但受秦桧迷惑，屡屡挑拨，身死有因。当年赵鼎为左相，张浚为右相，秦桧为枢密使，唆使吕祉挑拨赵鼎与张浚，连皇上都说‘他日张浚与卿不和，必吕祉也。’后来赵鼎与张浚言语不和，也是向皇上道说：‘臣初与浚如兄弟，因吕祉离间，遂尔睽异’。后来吕祉到淮西抚军，优厚王德，密告郦将军，弄到不可收拾，以致自己身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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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辽、西夏、金等既与我常相对峙，亦少不了对我用间，正所谓互有来往，半斤八两。而金国竟能让秦桧以一国丞相卧底大宋，陷害我忠臣良将，几乎倾覆社稷，真是到了极致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朝野内外，前线后方，均重用间防间。朝廷亲将《孙子兵法》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首后，不光军人崇间，即使是文人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，直登大雅之堂，将‘士大夫耻于言兵’之风一扫而空。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辙、司马光、沈括、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文专论和注释《孙子兵法》，主张‘多养间谍之士，以为耳目’，‘厚赏以精间谍’。曾公亮《武经总经》、许洞《虎钤经》、陈规《守城录》、何去非《何博士备论》及梅尧臣等数人《孙子兵法》注本，与唐代《李靖兵法》及我祖师阮逸所著《李卫公问对》相映成辉，均对用间与反间有精辟独到的见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谍探刺事对外向来更以枢密院为主。寇准两度入相，一任枢密使，出为使相，深通敌国上情，及至边关征找，常派探子到前线侦察，做到知己知彼。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，担任边防主帅，主张详解敌情、积极防御，带出狄青、种世衡等名将，种世衡一个反间计便让西夏自折名将，更是成功之举。再有富弼既为丞相，又为枢密使，章惇亦曾为枢密使，均为用间防间之高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因缘际会，受父皇厚爱，曾提举皇城司，故于之多有所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