秀泉！”

        那个年轻人用自己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义正言辞地喊，而这一点声音，还没有等伍秀泉来得及分辨，很快就被千千万万同样的声音淹没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——啪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昏黄电灯的钨丝烧断了，整个屋子陷进了彻底的黑暗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3.

        我们连夜把首长送进了医院。

        万幸，最后首长没有大碍，医生说是劳累过度，需要好好卧床休息。打了退烧针又吃了对症药，窗外的雨声终于渐停。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晨光，待药效上来以后，首长才沉沉地睡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天亮后，另外的警卫员来和一夜没睡的我换班。等我再轮班回到病房时，竟看见首长正伏在病床的桌板上，专心致志地审阅之前送来的书稿。

        首长的脸色还是很苍白——我看向秘书同志，他无可奈何地冲我摇了摇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不碍事。”见我一脸担忧，他只是笑着摆了摆手，“这两天把剩下的看完，就可以拿去反馈给出版社的同志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斜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带来点意。我给首长倒了杯水，守在病床边看他在书稿上拿钢笔认真地勾划——有些地方被他圈了出来，在空白写了一大段墨蓝色的批注。

        晚上，秘书同志回去理材料，我留下来照顾首长。我见他神还不错，就去楼下打了壶开水。没想到开水房还要排队，等我回病房的时候，首长已经靠在床，捉着笔睡着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常年失眠，能安睡哪怕一小会也是好的。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过去，把钢笔从他指间取下来，又替他把桌板上的书稿整理好。

        几沓厚厚的稿纸里落出一张老照片，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：

        ——照片里的人虽然不甚清楚，不过我认得出来，那是刘博兼将军。一片白桦林中，他穿着军大衣，在纷飞的雪花里风华正茂地微笑着。

        照片底下写了年份：“1928”，右下方还有一大团被火烧过的痕迹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小心翼翼将这张照片夹进书稿里，撤掉桌板，为首长掖好被角。

        //

        天亮了，看守的人过来把他们这些“牛鬼蛇神”拉出去开始劳动改造。

        尽是“改造”，然而这类重复工作几乎只是为了折磨人而存在的：早上，这一帮“黑五类”，先是得拿一个小铲子，把那些漫天席地的大字报从楼的阶梯和墙面上铲下来，然后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地运出去；然后再拿着镰刀，去楼前齐腰深的污水河中割芦苇、茅草；或者再差一点，去打扫到都堆着排物，恶臭熏天的公用厕所——这种繁重而充满侮辱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傍晚，他们才会被允许回到那间十见方不到的小屋子里，吃点掺了沙子的米粥。

        伍秀泉的情况早些年就已经不太好了，而现在又日复一日地浸在这种环境里，还没垮掉几乎是一种奇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42号，”另一个黑五类凑过来问眼神发飘的伍秀泉，“你还撑得住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还行，”他抿了抿干裂的，费力地挥动镰刀割下一把苇草，“昨天没睡太好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中联的大夫给他开了地西泮，但现在药都被看守他们的民兵着，一天只愿意给他半片——药效不够，有时候就算吃了也睡得很浅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啊……”那老继续絮叨，他年纪比伍秀泉大许多，发都快掉完了，如今也不得不吃这种苦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好了，好了，37号，”他一边宽老，一边艰难地在这齐腰深的臭水河里移动，“肯定会过去的。”他这样说，然而心中却只觉得毫无底气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他人都各自沉默地拿镰刀割着野草，直到离远一个河滩上的人发出了惊呼：“——那是啥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所有人都顺着声音望了过去：河沟上游，几百米开外的地方，正有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像段浮木一般朝他们飘过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好像，”一个目力好的人皱着眉望了一会，“——是个人呐！”

        几个年轻些的人闻言赶紧跑到岸上，找了一绳索将那浮着的人打捞上来——可惜为时已晚，人早就咽了气。正值盛夏，这尸也不知被臭河水泡了多久，已经开始发白发胀，像个充气的气球一般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有没有认识这人的？”岸上的人围成了一圈，最里的一个人喊着。

        伍秀泉扯着水草爬上了岸，也挤进了人堆里。